古代经典名方复方制剂的开发是传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中医药法》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传承精华,守正创新”重要指示的具体体现。开展关键信息考证是开发的源头和关键性工作，经典名方所用药物在历代发展过程中有传承亦有变迁，因此通过本草考证，梳理整个历史衍变，正确地继承古代药物生产应用的宝贵经验，对保障经典名方开发高质量研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古代经典名方沿用至今跨越不同的历史时期，如占据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100首方剂中近1/3的汉代处方沿用至今已达1800多年，在如此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组成的药物在基原、产地、采收、加工和炮制等不同方面均随着社会文明的进程而呈现不同程度变迁的情况。限于古代动植物分类学、影像技术、文献载体等尚不发达，多数记载较为简略。此外，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就地取材，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现象也较为普遍，这使得考证时存在诸多难题。

基原及道地产区考证

　　在基原考证方面，因历代所用药物品种的考订主要依据古代本草著作所描述的动植物形态、所附药图、生物学特性、产地与生境、药材特征以及临床应用等信息，并与现今相关物种的信息进行比对分析以作出物种的判断。这其中，历代本草著作记载清晰详细、附图准确、自古以来品种单一、明确且变化不大的品种，在考证时较易达成共识。

　　然而相当一部分品种，由于历代本草中记载了多个地方习惯用药品种，或相关信息模糊、附图特征不明显，或存在古今品种变迁，其本草考证结论的取舍则容易存在争议。

　　因此在基原考证中，可根据不同药材的具体情况如基原的多寡、变迁、扩展、分化等分别加以梳理，在梳理药材整个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得出历代医家所推崇的主流品种。

　　如《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表（7首方剂）》中甘草的基原界定，历代以甘草（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 ）为主流，近代以来始将胀果甘草（Glycyrrhiza inflata Bat. ）及光果甘草（Glycyrrhiza glabra L.）纳入，两者在古代几无应用，因此在开发含甘草药材的经典名方时建议选择符合古代应用实际，且至今依然是生产及临床使用的主流品种。

　　又如历代所用贝母的品种较多，且存在变迁与发展，宋代以前葫芦科植物土贝母Bolbostemma paniculatum（Maxim.）Franquet的干燥块茎为其主流品种，自唐代以来明确将百合科浙贝母（Fritillaria thunbergii Miq.）等多种植物纳入，明末方将西南、西北等地所产多种贝母属植物味呈甘者的鱗茎作为“川贝母”使用。而明代张景岳《景岳全书》“化肝煎”中的“土贝母”则根据张景岳所处地域及当时将当地土产的称为“土贝母”等语言习惯特点综合加以考证，考订当为江浙等地习用的浙贝母。

　　再如苍白术早期不分，南北朝陶弘景始提出赤白之说，宋代以来逐步划分成两个药材，白术以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 Koidz.为主，自南宋以来便有明确栽培的记载，苍术以茅苍术〔Atractylodes lancea （Thunb.）DC.〕或北苍术〔Atractylodes chinensis （DC.）Koidz. 〕为主，一直以野生为主要来源。自宋元以来，两种不同的术便划分成功效不同的两种药材，并得到临床的认可，因此在涉及苍白术类药材的经典名方时应尊重历史发展及历代沿用情况加以界定。

　　又如宋代以前枳实与枳壳的基原主流应为芸香科枸橘〔Poncirus trifoliata (L.) Raf〕，然自宋代以来认为具有“翻肚如盆口唇状”的酸橙（Citrus aurantium L.）品质更佳，并认为枸橘“不堪用”，因此自宋代以来，基原转为酸橙。近代以来尚有不同的栽培变种均做枳实、枳壳入药，如现行《中国药典》规定枳实的来源尚有甜橙（Citrus sinensis Osbeck ），当前亦认为其品质不及酸橙。因此，宜选择与古代接近的酸橙。

　　又如连翘在宋代之前主要以金丝桃科、木犀科等多种植物入药，宋明代以来逐步转为木犀科Forsythia suspensa （Thunb.） Vahl为主流，明代以来成为唯一的正品基原，并被后世所认可和沿用，因此这类药材在历史应用中存在新兴取代的，则应本着发展的眼光看待，尊重临床实践的优选，不应拘泥于原文所处年代的基原，选择原有物种亦有临床风险或降低疗效的可能，应做充分的研判。

　　此外，历代使用过程中一直以多基原入药的药材，如莪术、大黄、黄连等，在考证时亦尊重实际，建议多基原均可，而在开发时可根据资源、品质等选择使用。在道地产区界定方面，产地常随品种、疆域、政治以及资源利用等变化而发生变迁，针对道地产区的界定也需要达成共识，这方面可参考成熟的已发布的道地药材标准。

炮制方法梳理与考证

　　在炮制方法确定方面，古代医家对于产地加工与炮制的界限不及今日明确，而且不同地区医家多根据不同病证对药材做出不同的临方炮制处理，因此多数药材的炮制方法屡有发展与变迁，出现炮制名称古今一致而内涵却已发生变化、早期炮制方法经过发展被其后炮制方法取代、古代炮制方法记载欠详而后世逐步归并统一等不同情况。

　　针对这些情况，在炮制方法确定方面需要在梳理本药材整个炮制方法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在保证临床疗效提前下，考虑当代生产实际等综合加以确定。

　　如《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中收载需进行酒洗操作的药材有大黄（汉）、当归（金、明、清）、肉苁蓉（明）、生地（清）、红花（清），涉及药材较多，跨越朝代较广。而历代关于酒洗的具体操作则并不十分清晰与明确，如大黄的以酒炮制在明代《本草品汇精要》中记载：“【制】剉碎或浸酒洗用”，可见酒浸与酒洗内涵基本一致，实都指用酒对大黄药材润。

　　如当归以酒炮制在明代《药性会元》记载：“制法：酒浸。冬浸一宿，春、秋浸半日，夏酒洗；切，焙干用”，可见“酒浸”与“酒洗”的内涵基本一致，其中已将“酒洗”之法描述详尽，系将当归置适宜容器内，冬日加入过量的酒浸泡一日，春秋浸泡半日，夏季用酒略洗后随即捞出或反复清洗后切制焙干的炮制方法，可见酒洗的本意是指用酒进行润，润透后切片干燥，与今“酒炙”法接近。

　　再如红花历代多以酒做辅料进行炮制后使用，明代及以前多记载为“酒煎”，“酒拌、焙干”“酒渍”“酒喷，微焙”，其中“酒喷、微焙”之法亦多被后世本草典籍转载，清代又新增有“酒浸晒干，慢火微炒”“酒炒”“酒润焙”“酒拌焙”等法，可见历代红花以酒为辅料炮制的主流方法与酒同煮或以酒处理后进行干燥，明清时期干燥方式以炒及焙为主流，其方法亦与今酒炙法基本一致。可见，经典名方中所载酒洗之法多为炮制方法而并非洗涤之意，其实质均为以酒对药材进行润后进行干燥，虽然历代不同的酒处理后干燥的不尽相同，然其目的均为通过酒处理达到引药、增效等目的，经历代发展衍变与今《中国药典》所载酒炙法内涵基本一致。

　　因此《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表（7首方剂）》中涉及当归、生地、红花几个酒洗炮制要求的药材，均建议采用酒炙法进行炮制。此外尚需注意，不少药材的资源古今变化较大，经典名方原著时代所用品种因资源等原因使得即便考证结论明确亦难以实现生产。随着人口数量的上升，工业化速度不断加快，以野生来源为主的模式难以持续，常用大部分大宗药材目前已实现人工种养。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在中药材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使野生药材与栽培药材性状发生较大变化，必然导致古今存在差异。因此，应尊重历史发展，在遵从古代记载的基础上正确对待现代药材生产实际。

　　古代经典名方所处年代药材以野生来源为主，该药材现已转为栽培且野生资源已不再形成商品或已列为国家保护动植物的，应选取栽培品种，如野生黄连、野生人参，均为国家重点野生保护植物，禁止采挖；又如三七的野生种已基本绝迹，当前入药均为栽培品。随着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种水平保持古今一致或接近的情况下，现代育种、种养殖技术、采收加工方法的改进，使得种下品种呈现不断发展的趋势，因此也应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尊重传承的基础上正确对待当前药材生产的变革。

　　综上，经典名方的药物考证应本着“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精神，注重缕清药材发展脉络，尊重历史演变规律，正本清源，充分考虑生产实际，尊古不泥古，减少分歧，达成共识，为推动经典名方的开发与实施提供依据。

　　（作者黄璐琦、詹志来、张华敏单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