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中医药既是国民健康事业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笔者认为，要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事业，就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诊疗的需求，在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方面发挥中医药学积极作用。

　　健康扶贫工作事关贫困人口健康福祉，发挥中医药在推进健康扶贫工作中的作用，必须将“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方针贯彻始终，强化贫困人口“治未病”理念、完善中医医保和救助政策、提升中医药健康服务水平，促进中药材产业发展，让更多的贫困人口享受到“便捷、有效、实惠、低廉”的中医药服务。

董建华院士对脾胃学说潜心研究，师古而不泥古，在长期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脾胃“通降论”，笔者跟随董建华多年，在继承脾胃“通降论”的基础上，创建脏腑、虚实、气血、寒热之脾胃病辨证新八纲，并在“通降论”的理论指导下研发了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中药新药。

中国近代是中西医结合的首创：唐宗海认为中医与生物医学原理相通；张锡纯则认为中医包括了生物医学原理；恽铁樵是中医改进说的代表，认为改进中医应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陆渊雷是中医科学化代表医家，他认为中医科研吸收生物医学的长处，也必须吸收其他科学知识，但目的必须为中医本身的发展和进步。在研究证候方面，中医方药对于证有效，对于病无效。新中国成立之后，陈可冀院士的活血化瘀法研究为证候研究的科学化提供了方法学基础。中国中医科学院创造了大量的证候动物模型，从而可以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证候的本质。正在进行的基因组学，方剂组学的研究，将使的中药药理获得突破，从而使化学药为中医之用。